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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教育需要好奇心的自由发挥——《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4)

朱永新 守望新教育 202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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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恰切的认识应该正视复杂性

教育需要好奇心的自由发挥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4)

读与思(2022.3-9.22-9.27)

作者|朱永新

来源|头条-朱永新观察


朱永新:教育,应该了解关于人的认识过程——《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1)

朱永新:未来的教育应该正视错误和幻觉的问题——《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2 )

朱永新:教育要关注对于认识的认识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3)


恰切的认识应该正视复杂性
 

读与思(9月22日)
 
恰切的认识应该正视复杂性。complexus意味着交织在一起的东西。确实,当不同的要素(比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感情的、神话的)不可分离地构成一个整体时,当在认识对象与它的背景之间、各部分与整体之间、整体与各部分之间、各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反馈作用的组织时,就存在复杂性。复杂性,由于这个原因,是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联系。我们全球纪元特有的发展使我们愈益经常和愈益不可避免地面临复杂性的挑战。因此,教育应该促进适于参照复杂性、背景,以多维度的方式和在总体的视域中进行认识的“一般智能”(intelligengce generale)。——(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背景、部分与整体、多维度等本身就决定了复杂性的必然性。莫兰用拉丁文complexus,讲述了复杂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察和分析人类和社会现象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对象与背景、部分与整体、多维度,还要注意到它们本身又是密不可分、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著名的“蝴蝶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复杂性。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N.Lorenz)曾经写道:“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可思议的结果?他的解释是: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产生了微弱的气流。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引起了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洛伦兹称之为“混沌学”。其实,教育就是一门真正的“混沌学”,研究教育现象中无序中的有序,正是教育学者和一线老师的必修课程。

教育需要促进一般智能的发展
 
读与思(9月23日)

 
人类精神如同H.西蒙(Simon)所说是一个有G.P.S 即”General Problem Setting and Solving”。与一种流传的意见相反,精神的一般能力的发展使得可能更好地发展特殊的或专业的技能。一般的智能愈是强,处理特别的问题的能力就愈是大。因此,对于特殊的资讯的理解需要动一般智能,后者实施和组织把知识的总体调动到每一个特殊的案例中去。——(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莫兰这里提到的西蒙 · 赫伯特 (Herbert A. Simon),是美国著名学者,人工智能之父、1975年图灵奖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领域涉及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公共行政、经济学、管理学和科学哲学等多个方向,在多个领域有卓越成就与贡献。著有《人类活动中的理性》《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管理行为》等。这里所说的General Problem Setting and Solving,作者翻译为“提出和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也有人译为“通用问题求解系统"。1960年,西蒙夫妇通过实验表明,人类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搜索的过程,其效率取决于启发式函数(heuristic function)。在此基础上,西蒙与人合作开发了能解答11种类型不同问题的“GPS”。其实,所谓一般智能,就是掌握关于思维的基本规律与方法,如GPS就是根据人在解题中的共同思维规律编制而成的。方法比知识更重要,有了一般智能,才能够“更好地发展特殊的或专业的技能”,用一般智能去解决各种特殊的问题、特殊的案例。

教育需要好奇心的自由发挥
 
读与思(9月24日)
 

教育应该促进精神提出和解决基本问题的自然的禀赋,而相应地刺激一般智能的充分运用。这个充分运用需要好奇心的自由发挥。好奇心是幼童和青少年的最普遍的和最活跃的特性,但是过分经常的被训导所窒息,而问题正是在于应该相反的刺激它或在它还在沉睡时把它唤醒。——(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莫兰认为,人的一般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与好奇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好奇心是人们提出和解决基本问题的“自然的禀赋”。为什么这样说呢?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好奇心是个体遇到新奇事物或处在新的外界条件下所产生的注意、提问和动作的心理倾向。好奇心不仅是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个体寻求知识的动力,也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哲学家培根说:“知识是一种快乐,而好奇则是知识的萌芽。”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好奇心是科学工作者产生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则说:“求知欲,好奇心——这是人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特性。哪里没有求知欲,哪里便没有学校。”的确如此,由于对苹果落地的好奇,有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由于对水壶上冒出的蒸汽的的好奇,有了瓦特的改良蒸汽机;由于对袜子颜色争论的好奇,有了道尔顿发现色盲。人类的许多科学发现与发明,都与好奇心有关。苹果公司的执行总裁库克曾经说,他认识的所有成功人士中,几乎全部是好奇心非常旺盛的人,而乔布斯是他认识的所有人之间最具好奇心的人,“他对所有事情充满了好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性,它能够让你的生活充满着色彩,它能够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乔布斯教给我的一点”。其实,正是由于好奇心是人的“自然的禀赋”,它也是儿童和青少年身上最普遍最活跃最可贵的特性,但是由于我们成年人 的漠视,经常对孩子的各种问题觉得“幼稚”和不耐烦,许多未来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也由此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问题是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好奇心是学者最重要的品质。我们应该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珍惜、激发孩子的好奇心。


克服由专业化引起的矛盾

读与思(9月25日)
 
在20世纪的过程中,在学科的专业化的框架内,知识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正是由于这个专业化经常打碎背景、总体性、复杂性,这些进步是分散的,不相连接的。由于这个问题,甚至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内部,巨大的障碍被累积起来阻止恰当的知识的运行。我们的教育系统实行了人文文化与科学的分离,以及把科学划分为各个学科,这些学科变成超级专业化的,各自封闭在本身之中。因此,总体的和复杂的现实被粉碎,人类被肢解。——(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莫兰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经历了一个合--分--合的过程。在20世纪,学科知识的分化达到了巅峰,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描述的那样,“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门,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多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步的基本条件”。但是,在学科高度分化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发现了分化的局限性,因为这样会“打碎背景、总体性、复杂性”,而且这些进步“是分散的,不相连接的”,所以最近几十年来学科发展又开始进入到交叉融合的新阶段。有人统计,最近 25年,交叉性合作研究获得诺贝尔奖项的比例已接近一半(49.07%)。莫兰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学科过于分化细化导致的矛盾,“在促进个人的一般智能的任务中,未来的教育应该同时利用现有的知识、克服由专业化知识的进步所引起的矛盾和辨识虚假的合理性。”他批评现在的教育不仅仅文理分科(人文文化与科学分离),而且科学也分化细化为许多学科,变成超级专业化的、封闭的知识。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于“总体性的东西的觉察能力的削弱”,由此导致责任感的削弱(“每个人趋于只对他的专业化负责”)和团结精神的削弱(“每个人不再感到他与他的同胞们的关联”)。狭隘的地缘主义、甚至人类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种思维的表现。所以,教育应该加强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强复杂性、系统性思维的训练。



超级专业化难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读与思(9月26日)

 
事实上超级专业化阻止看到(被它分割为碎片的)总体的东西和(被它消解的)根本的东西。它甚至阻止正确地处理只能在其背景中被提出和思考的特殊的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从来不是片段的,而总体问题愈来愈带有根本性。当一般文化包含着对力图把任何信息或任何观念放置到背景中去的做法的激励的时候,学科性的科学的和技术的文化切割、分离和箱格化知识,使它们越来越难以被纳入背景中。同时学科的剪裁也使得不可能把握“被交织在一起的东西”,亦即复杂性(依据此词原始的含义)。——(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根据莫兰的解释,所谓“超级专业化”,就是把自己关闭在自身之中的专业化,它“不允许把自身整合到关于对象的总的研究领域或整体观念中,它只是看到该对象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超级专业化”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容易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只关注自己关注到的那个部分,对其它的部分视而不见,更不能全面看待事物的整体。所以,应该学习“庖丁解牛”,庖丁宰牛的动作优美如舞蹈,进刀时声音合乎乐曲的节拍,他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是因为他认识和掌握了牛的整体结构。其实,“超级专业化”不是一无是处,它对于解决局部的、细微的、单个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也具有专业、精准的优势。但是,但面对复杂的、根本的问题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超级专业化”容易使人们之看到“被它分割为碎片的”东西,而看不到总体的东西和被它消解的根本的东西,看不到事物的复杂性和那些“被交织在一起的东西”。莫兰以经济学学科为例,讲述了这个观点。他提出,作为在数学上“最先进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同时也是从社会的和人类的角度来说“最落后的科学”,这是因为经济学在抽象的过程中除去了与经济活动密不可分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生态的条件。这导致现在的经济学家“越来越不能解释货币和股市动荡的原因和后果,预测和预言甚至是短期的经济趋势”。所以,要想看到一个真正的世界,看到事物的整体面貌和根本特征,就必须超越狭窄的专业,加强专业的开放与融合。

还原论遮蔽了随机性、新事物、创造性
 
读与思(9月27日)

 
还原的原则自然导致把复杂的东西化归为简单的东西。因此,它把人造机器的机械的和决定的逻辑应用于生物的和人类的复杂事物中。它还可能蒙蔽人而导致清除所有不能量化和不能测量的东西,因此从人身上消除人性,亦即情感、爱情、痛苦和幸福。同样地,在严格的遵守决定论的公设的时候,还原的原则遮蔽了随机性、新事物、创造性。——(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在哲学上,经常把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分为还原论和整体论。还原论认为,如果想要研究一个复杂的对象,首先要将它分解成多个组成部分。比如要了解一个钟表,就要动手将它拆解成一个一个的零件,了解每一个零件的具体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整体论则认为,面对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首先要认识它是一个整体,才能对它进行研究,比如一个钟表怎么上发条,怎么定闹钟。在拆解它的时候,必然会丧失整体的一部分信息,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有人曾经用西医和中医形象地比喻还原论与整体论,西医认为人体是由特定的器官和组织构成,通过检查某一器官、化验某一成分就能判断身体的状况。中医则认为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的细节状况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判断出病人的虚、寒、湿、热等各种不适。显然,莫兰是主张整体论而反对还原论的。他认为,还原论用于研究简单的物质现象也许还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用于研究人、社会、教育这样的复杂现象的时候,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人不是简单的机器,人是一个充满变化无法预测的存在,人的情感、爱情、快乐、痛苦等许多东西是无法测量和细化的。还原论无法解释不确定性、随机性,也会遮蔽新事物和创造性。

防止虚假的“伪合理性”
 
读与思(9月28日)

 
20世纪在伪合理性的统治下度过,它自称是惟一的合理性,但是却使理解、反思和长远目光萎缩。它对于处理最严重的问题的不胜任,构成了对于人类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从而出现了如下的悖论:20世纪在科学认识的所有领域里以及在技术的所有领域产生了宏伟无比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对于总体的、根本的和复杂的问题的新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从科学家、技术师和专业人员开始曾经引发了无数的错误和幻觉。何以如此?因为恰切的认识的主要原则没有被认识。知识的片段化和箱格化使得不可能把握“被交织在一起的东西”。新的世纪难道不应该摆脱被肢解的和起肢解作用的合理性的控制,以使人类能够控制它?——(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的确,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从基因理论到核能技术,从航天技术到互联网的发明,从激光技术到微电子技术,再到克隆技术,每一个科学理论和技术的突破,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水平与生活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盘点与反思一下20世纪以来的世界灾难,也是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以及伦敦大烟雾、智利大海啸、秘鲁大雪崩、唐山大地震、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孟加拉国特大洪水、印度鼠疫等,即使其中有许多属于自然灾害,但也有惨烈的后果乃人为导致。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DDT,在农业上的应用带来的生态灾难,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示。作者在本节的开头引用了美国作家丹·西蒙斯所著科幻小说《许珀里翁》(又译《海伯利安》等)的故事,在23世纪,一个人造小型黑洞进入了地球核心并逐渐吞噬地球,人类被迫离开地球往宇宙深处迈进。到了28世纪,1600亿人类散布在两百多颗星球上,通过可瞬间传递的传送门连接起来。但是,管理这些技术的却是数百年前已经脱离人类而独立自主的AI集合体。作者意在说明,人类创造的技术(AI)反而成为主宰人类命运的东西,尽管人类“希望享受技术事物带来的好处又不从属于它”。如果人类不能够真正地理性地认识技术的双刃剑。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陷阱,“在致富中又导致贫困,在创造中又进行破坏”。这些也都表明,人类必须具有面对复杂性挑战的智慧,摆脱唯技术论,摆脱那些“被肢解的和起肢解作用的合理性的控制”,防止“对于总体的、根本的和复杂的问题的新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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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强,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新教育实验分会常务副理事长、新教育理事会副理事长、新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历任山西省绛县教育局局长等职。曾有幸获得中国教育报2011年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和中国教师报2012年“全国第二届最具思想力教育局长”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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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陈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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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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